一个人的成功，固然离不开自我奋斗，但也离不开周围环境的眷顾。

我的姥爷，年近八十，仍然每天坚持读报、看书。没离开过老家的他，知道我在美国的西海岸，知道加利福尼亚州有硅谷。前些天，老人家看起了我的高中生物书，要继续学习。

姥爷初中时成绩很好，好到能考上高中。不幸的是，太姥爷去世得早，姥爷由舅舅抚养，而舅舅又无力承担姥爷的高中学费，于是姥爷辍学在家。这辈子是初中文凭，尽管成绩优异。

和姥爷相比，我幸运太多。家里虽不算富裕，但也不用我辍学打工，甚至能资助我出国留学。

看起来我比姥爷的学历、成就高出很多，有名校背景，有名企经验，但我未必有姥爷那么努力。至少二十几岁的我，还不能坚持每天阅读。

“当你批评别人时，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你所拥有的优越条件。“

索罗斯的女儿们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写娟秀的毛笔字；奶茶能进入红杉资本实习，跟着VP学投资。二者固然自身勤奋，但索罗斯的家产，和强东的人脉，恐怕是占比更大的助推剂。

我也一样，谷歌的面试题，比ACM简单太多。我相信我本科的绝大多数同学都能答对，甚至一部分答得会比我更好。只是因为我在美国留学，又有OPT的工作许可，所以被录取的概率会高出很多。

是我比国内的同学更优秀吗？并不是，只是各种能力之外的因素的叠加，让结果显得更好看罢了。

大二时在江西泰和支教，我看到了太多勤奋努力的孩子。他们的梦想是走出县城，考上浙大。他们的现实是在将近三十多度的天气里睡硬板床，忍受着头顶吱呀作响的电扇。噪音让他们难以入睡，但关上电扇的闷热更让人难眠。

岳昕曾反省自己，说自己一路考上北大以来，“不知道吃了多少人”。

我想我考上浙大以来，也吃了不少人吧。吃的是那些比我天资聪颖，比我勤奋，但因为生活不幸，不得不放弃学业去打工，去赡养父母，去照顾弟妹，或在病床上呻吟的人们。

也包括泰和那些的质朴的孩子们。

为什么要消除贫困？因为要消除不公。

我今天所得到的一切，不是靠我个人奋斗得来的，甚至不是靠我的家庭支持得来的，而是我榨取了社会资源，吃了多少人，才换来的。

那些被我吃掉的人，理应得到补偿。

小时候看颁奖典礼，听着电视机上一个个获奖嘉宾的获奖感言千篇一律。感谢这位感谢那位，觉得他们很虚伪。懂事后自己意识到，你的成功不仅是你个人的努力，更是周围环境的眷顾。感谢别人，是理所应当。

大四时，参加C9高校荣誉学院交流活动，主题叫追求卓越。会上有位同学代表发言。她提到自己成绩独占鳌头，奖学金、证书等身，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毕业后又拿到了国内顶尖的Offer，讲自己如何奋斗，走到如今的卓越状态。光环耀眼，照亮底下一脸仰慕的学弟学妹。

终于，台下一位老师站起来发声：“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是卓越的，但在追求卓越的路上，请去想想回报社会。要明白你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奋斗，也有社会的帮助。”

演讲厅里，西装笔挺的卓越学生侃侃而谈。如果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社会资源分配的图景的话，那么你会看到他身上有一个巨大的漩涡，把周遭的资源贪婪地汲取。同时他告诉周围的人，你们要像我一样努力，凭自己的本事。

世界不是这样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

从人性角度讲，扶贫是为了消除不公；从经济角度讲，扶贫是为了社会稳定。因为贫困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是人民起义。

设计一个不存在贫困的社会制度近乎不可能。自由主义者John Rawls曾在《正义的理论》中提到一个设计正义的社会制度的思维实验：

假设我们投胎之前都聚集在一起，来一起设计我们即将生活其中的社会制度。因为我们会随机地投胎到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去，你可能成为富二代，也可能天生残疾。因此，一个理性的人在设计社会制度时，不会去偏袒某一个特定阶级，而是尽可能提高所有阶级的福利，并且拉高底层阶级的福利。这类似于社会保险，让你投胎的最坏的情况也不会太糟。

五月花号停靠在普利茅斯前，船内的41位成年男子们也聚在一起，起草了五月花号公约，颇像上面的思维实验。

思维实验理论可行，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此时需要道德、文化介入，去管那些制度无力触及的角落。

欣慰的是，身边的一些精英同学已经开始身体力行。无论是秦玥飞的黑土麦田，还是辜家齐的黍苗公益。

当我们认识到个人的成功不仅是靠个人的努力，而是靠榨取社会资源而得到的；当我们认识到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后，我们终会意识到回报社会的重要。即便不是功利地为了稳定，也是为了对得起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