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春晚，黄宏和句号表演了一段《打气儿》。其中扮演下岗职工的黄宏说了句：”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现场观众对表演报以掌声和欢笑，电视机前的观众们却会泛起一阵酸楚。
年幼的我并没有对这句台词产生共鸣，但其实它和刘欢响遍大江南北的《从头再来》一样，都是90年代下岗潮的缩影。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国企是铁饭碗。只要进了国企，子女包学费，生病包医疗，工作累了去职工电影院，老了让子辈来继承父业。高福利的国企，成了大家争相涌入的地方。
国企都包括哪些呢？有五大站：百货站，医药站，五金站，糖酒站和土产站。以及各种工厂：砂轮厂，化肥厂，碳素厂，通用机械厂等等。国企的经营范围，囊括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1979年，邓公在南方画了一个圈，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而来。改革开放后，个体户可以进入原来被国企垄断的市场，与国企自由竞争。因为个体户的生产、管理成本低，他们生产的产品比国企便宜，这对国企造成巨大的冲击。此外，部分领导为了追求政绩，重复批项目，导致国企产能过剩；国企有一群为厂子工作一辈子的退休职工要养，有在岗职工的福利要给，负担严重；领导任人唯亲，人浮于事……多种因素导致国企连年亏损。90年代，内忧外困的国企难以为继，下岗大潮来袭。国企被贱卖给个人，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工人被买断工龄，自谋出路。
什么叫买断工龄呢？就是指工厂按照你的工作年数，分给你一定数量的遣散费。
我采访了几位长辈，从他们的口述中，我听到了下岗潮里，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故事。
我的老家在东北的一座小镇。母亲工作于镇上的农机公司，负责售卖与农业相关的农机器材。大到拖拉机，收割机，小到扳子钳子。2001年下岗时，她在农机公司工作了四年。公司以每年500元的价格，一次性支付他2000元的下岗安置费，从此公司和她再无瓜葛。那么当时的母亲的月薪是多少呢？每月200元。当时的国企员工平均月薪是多少呢？920元。（国家统计局数据）
此外，农机公司当时并没有这么多的现金支付安置费，只能以货抵现，员工拿到货后自己变现。公司分给母亲的都是些农机公司卖的小零件，螺丝，螺母等。想象一下，一位30岁的妇女，突然被下岗后，公司付给了她价值2000多元的螺丝螺母当安置费。
公司里有些工作年头久的，能分到上万元的货。他们三五个人抱团，一起分一个几万块的拖拉机卖掉变现。
我问母亲，当时大家不慌吗？突然就没有工作了。大家不觉得亏吗？这么少的钱就给大家打发了。
她说，下岗潮在96年的时候就刮到了这个北方小镇。镇上的公司接连倒闭，大家也都纷纷议论说下一个会轮到谁。所以说大家早就有心理准备，开始寻摸着下一份工作。倒是有工龄老的去上访，不满意补贴方案。因为他们年事已高，突然就没了养老金，后半辈子没了着落。但没听说有什么上访结果。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下岗潮那会儿，大舅在镇上的造纸厂工作，单位解体，员工自谋出路；大姨在百货商店工作。商店被店长买下，所有职工自愿入股，自负盈亏。老叔在糖酒站工作，同样单位解体，自谋出路。
他们中，有的转而当水管工，瓦匠；有的摆点地摊卖小玩意儿；有的出摊儿卖早点。不管之后做什么，那种在国企里，吃职工食堂，上职工小学，退休领养老金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无一例外，这些工作也都成了如今城管追赶的对象。故国不堪回首。
那么，在那次下岗大潮中，究竟有多少人下岗呢？
我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整理出下表。
国企职工，五年间，从2000年的8101万人，一路降至2005年的6488万人，20%的员工下岗（或下海经商）。有趣的是，国家统计局网站上查不到2000年之前的国企员工数据，而那时正是下岗潮的高峰期。是国家没有恰好没有统计吗？我试着查询全国个体户的数据，从1992年开始，便已有了记录。是数据太触目惊心，以至于不适宜公布吗？我不得而知。
我能做的，只是亲口问问家里的长辈，记录下他们所经历的，被淡化的历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