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作为此时此刻的一个公民，不管是香港，内地，还是世界的公民，我们都要去研究正在变化的时代。今天我所要讲的是，谁也绕不掉的，正在变化的中国。当然，中国是一个大的概念，有文化的概念，有历史的概念，也有行政的概念……在我们生活中有一个不好的现象，什么东西都开始泛政治化：奶粉是政治，生孩子是政治，牌照是政治，自由行是政治……都是政治。我希望今天我们不探讨政治，而是作为学术化的探讨。我也不会仅仅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内地的主持人，我想更多的把自己的当成一个学者，去观察这块土地上正在发生什么。 一百年的AB面：从牺牲个体成全国家，到国家为个体服务 很巧，来了之后才知道，港大建校和辛亥革命是同一年。这一百年的中国，如果说最大的变化，如果说前者是A，后者是B。就像我们今天讲的AB面一样。这一百年最大的变化就是：由一百年前所有的人要去牺牲个体，去完成所谓一个民族的独立和强大；现在演变成，一个强大起来的群体，要为每一个个体去提供服务。这是这一百年我们去观察它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现在的更年轻的人会去倡导，个人的权利是无上的。比如说，流行的一句话是：爱国不是我为国做什么，而是这个国能为我做什么。很时尚，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有历史观。回到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那时候，很难说，国能维护好每一个个人的权利，和你的选择和自由。因为那时候你有一个破碎的山河。 讲一个小故事。学文科的同学可能知道，在无锡有两个很大的家族：一个家族姓荣，经商的，后来其中的一个孩子当了国家副主席叫荣毅仁；另一个家族姓钱，这一家出了很多大家，比如说钱穆。钱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家。因此在这个家族里头，出来的都是有文化渊源的。果真，在1931年的时候钱家又出了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叫钱伟长。他以中文100分，历史100分的双百分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当时陈寅恪教授希望他去历史系，闻一多和朱自清教授希望他去中文系。他踌躇满志，家人觉得这又是钱家的一个延续。但是第二天，九一八事件爆发了。他觉得，中文和历史都没法去拯救这个国家。要造坦克，应该学物理。他去找到学校，我要学物理，我要转到物理系。清华大学一翻他的档案，你物理才15分哎。括号，当时清华大学可真够伟大的，一个物理才15分，中文100分的人可以进清华。如此偏科，括号完毕（笑）。再一看，化学和数学加起来是20分。不可以，坚决不可以。但是他态度非常坚决。最后学校和他达成一个协议，一年后，如果你的物理到了70分，你就转到物理系，如果不到70分，回中文系。四年后，他大学毕业时，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名，成为中国在力学领域里的大家。 很多年后，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看到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感慨万千热泪盈眶。这里不存在主义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当一个民族最糟糕的时候，真的有人牺牲自己的乐趣、意愿、家族传统，去纳入一个大群体的追求富强的过程中。你看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难去寻找到这样的人。而且今天我们没法去嘲讽他，说你怎么不要个性，怎么不要自己的权利。因为他身处那个时代，但是这种牺牲不能永远存在。随着这一百年中国陆续的变革，尤其是从七十年代末大陆开始进行改革。慢慢民族的独立、富强不能说再仅仅是一个梦想。那么到此时，如果还是用一百年前的标准去衡量，每个人去牺牲自己去为国家做些什么，可能就不合时宜了。我觉得当下，应该已经转变成一个国家该为每一个公民去做什么。中国梦这个词现在很流行。但是，我更希望这个词是指每个中国人的梦。当然习近平也是这么讲的。但是如果让它落地，我觉得是当下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因为这一百年已经在发生变形。 九十年的AB面：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共产党已经成立90年了。共产党也要发生一个AB面转变，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有人问：有区别吗？当然有。革命党是率领一拨人去修理另一拨人。以至于到了1949年，建立了国家之后，这种革命的概念，阶级的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可以做一种历史的假设，虽然历史从来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假设。如果从1949年开始共产党就从革命党迅速地转变为执政党的话，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而同样的道理，在1949年的另一个人物，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一直到了1950年的3月份，才出山重新成为总统。那几个月的时间，他一直在闭门思过。那么，对于蒋介石来说，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由一个不接地气的，代表大的官僚的利益群体这样的一个领袖，开始去考虑更多的普通的人。台湾的土改进行得是非常成功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转变，当然他也有比如解禁等等很多的问题，包括威权时代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有很多。但是从他自身的变化来说，国民党开始悄悄地向执政党方向转变了。 90年代末期的时候中国的两位学者刘再复和李泽厚，通过对话出了一本书叫《告别革命》，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进入新世纪之后，共产党正式发生改变。在理论上，也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执政党和革命党有什么区别呢？执政党就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也要为人民提供服务。执政党不能率领一拨人去修理另一拨人。“反革命”这样的字眼已经完全从中国的法律中剔除出去。我们要看到这样艰难的变化，虽然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最近因为一直在研究五十年代的很多的东西，包括历史的抉择。当时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积极向好的东西，但是因为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匈牙利的问题，波兰的问题的影响，开始出现了180度的转弯，转向了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文化大革命是在这次转折之后必然会到达的最糟糕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当你面对整个一个政局，如果还仅仅停留在革命党的立场上，会是多么大的灾难。因此，对于我们所有人，包括传媒人或是社会中的公民，我们要研究，如何让执政党的理念根深蒂固。让它去做好更多执政党该做的事。包括将来你也有很多可以去联想的空间。 六十年的AB面：从不断试错的改革，到顺应人性的改革 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1fc4130101fkwy.html 6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样的字眼。有人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结束了中国人挨打的时代，因为1949年10月1号中国人站起来了；邓小平结束了中国人挨饿的时代，经过了改革我们不会再饿肚子；中国此时此刻正式进入挨骂的时代。我是接受这个概念的，一定会的。因为中国开始与世界有关系了，而且关系越来越紧密了。罗大佑的一首歌里写道，“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了，是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了”。当自由行不是如此亲密的时候，当大家都有一个遥远的铁丝网和界河隔绝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想象。据我所知，在大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的香港里，黄秋生也是一个积极的左派人物，他也演过一部这样的电影。因为距离会产生一种幻觉，大家反而会变得有礼貌。但大家天天紧密接触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你的不足，你的缺点等等都会暴露出来。所以此时此刻，香港和内地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大，因为自由行的人数在逐渐增多。 1997年的时候，我来做香港回归的报道，那时我走在香港的街头也不用戴帽子，因为也没多少人认识我。那时我说普通话竟然很多人连普通话都听不懂。今天我来香港的时候，我必须带着帽子，因为我周围随时都能听到普通话。这种紧密的交流之后必然会产生摩擦，包括中国与世界。在我们的护照还被严格限制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迅速地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出游人次的国家。我今年8月份的时候在美国，纽约的红绿灯下，赫然听到红绿灯另一边的人在喊：“嘎哈去啊？”，这边的人在回应，“啊我出去一趟。”恍惚之间我觉得在东北（大笑）。那么，你必须去接受，快速增长的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你开始和它有关系了，你已经混到了GDP全世界第二。全世界最讨厌的国家调查当中，美国永远排在靠前的位置。原因不是美国一定有多糟糕，而是你无时无刻不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别人想躲都躲不开。你像，全世界很少骂尼泊尔（笑）。但是中国不是尼泊尔，中国无法从别人的视线中剔除出去，你天天在与别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因此你必然要经历挨骂的时代，这是成长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这六十年的A面与B面又可以分成两个三十年 从1949年到1978年的年底，改革开放之前。这几乎是一个试错的时代，而且更糟糕的是永远试的是最错的路子。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价值：提醒所有的中国人，再也不能这么干了。温柔的改良都不可以去结束这样的时代。必须开启一个真正的改革的时代。但是，如果说头三十年一点点成就都没有，我觉得这样的评价也不客观。至少它搭建出了粗略的体系，包括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能够闪转腾挪，包括跟美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重新进入联合国等等都是成果。但是更多的是教训。在这样的教训中，从一个大学的角度我们要去反观，我们究竟错在了哪。 改革要改革什么，改革背后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其实头三十多年最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任何一个国度，所有政策的出台必须去顺应人性。必须懂人性，必须懂人，尊重人。比如说，很多年轻的朋友已经完全不知道了，在头三十年的中国非常强调的是，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1]，大公无私，非常理想化地希望每个人都是出于公心，没有私心。人性是天然地含有自私的这一面的。举例说，大陆的改革是从什么起步的？邓小平的伟大在哪？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意识到了再也不能这样做了，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明白人性是什么，懂得顺应人性去推动改革。 中国大陆的改革的起步是以安徽凤阳小岗村土地承包制按手印作为实践标志，以光明日报的《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探讨作为理论标志。最后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重要的起源。那好了，土地承包为什么能拉开中国改革的大幕呢？那是因为土地承包意味着长久以来中国改革的思路终于开始转变了，开始尊重人性中自私的东西。土地生产中，如果将来的产品中有一部分属于自己，那么人的生产力和动力就被调动出来了。五年的时间，从1979年到1984年，仅仅是在土地改革上顺应人性的变动，使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饥饿危机，粮食欠产，永远让人无法吃饱的恐惧，逆转成了粮食丰收的局面。到九十年代，甚至有了朱镕基的苦恼，几千年的皇帝从来没有遇到过粮食过剩的问题啊。我们刚开始过剩啊，他开始视察仓储的粮库等等。但是我们要知道，五年的时间，到1984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种逆转。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家这个年纪可能不太喝黄酒。2005年左右，北京的三联生活周刊曾经出过一本杂志谈论中国的黄酒。中国的黄酒行业只有一个最高级的国家级的工程师。记者问他，黄酒多少年的最好。他说其实现在卖的五十年的三十年的黄酒都不是最好的，黄酒二十年的最好。因为1985年左右中国的粮食质量是最高的。 由农村的土地的承包，顺应人性的改革，变成了工厂里的承包，变成现在的股份制。请问股份制的核心是什么？资本主义经济的精髓是什么？私有制的精髓又是什么？转变成人文的角度就是，人性的东西。当人可以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后自己成为获益者后，人才会有最大的动力。 去年我在伦敦，伦敦作为工业革命重要的起点，我们会去研究它。我到了欧洲之后也跟中国旅游一样，白天看庙晚上睡觉。在欧洲是白天看教堂。到处都是教堂。但是你也会看到欧洲曾经非常黑暗和禁锢人思想的岁月。宗教严格控制人的行为，极不顺应人性。 工业革命的发端，从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开始。我看到了在佛罗伦萨的博物馆里头，圣母由一个过去不可亲近的完全意识化的形象，逐渐地被画成了像一个普通的母亲一样。对于当时的意大利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圣母怎么能像人一样呢？同样的，197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有一位画家叫罗中立，画了一张名为父亲的油画，像毛主席像一样大。当时很多中国人不接受啊，怎么能把普通人画得跟领袖一样大呢？但是，《父亲》进入历史。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为了应付领导的检查，罗中立画的这位大巴山的父亲满脸皱纹，拿着一个破碎的碗，里头有水，但耳朵上居然夹着一个圆珠笔。他为什么要画这个圆珠笔呢？他怕领导审查的时候说他画得太反映落后生活了。他想用这个圆珠笔告诉领导农民也在进步。不幸的是，领导没看出来（笑）。所以现在这幅画都有一只圆珠笔。 我在佛罗伦萨听到了一个同样精彩的故事。米开朗基罗在作大卫的时候，因为大卫比人还高，当时是大逆不道又是躶体。雕塑完成之后，也有审查。米开朗基罗也在现场。领导说，啊，怎么能这样呢，提了修改意见。米开朗基罗说我改我改。在爬上梯子之前，他拿了一把雕塑的碎末攥在手里，别人都没有看到。上去之后他就那凿子开始凿，但实际上他没有用力，掉下来的都是他带上去的碎末。那些领导看到掉下来这么多碎末说，啊改得不错。这是真事。 在工业革命前端欧洲发生的事情容易被我们忽略，如果没有马丁·路德金的宗教改革，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做的重要铺垫，让人成为最重要的东西。怎么会有工业革命呢？所以，它为此做的准备是什么，谁也绕不开这个坎。因此当你用欧洲的发展来反向关照中国的话。你会发现这六十年中后三十年的发展的起端是重新认识人。难怪那时候会有戴厚英的作品《人啊人》。对于你们来说它已经像历史一样，但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会知道，《班主任》，《伤痕》等等。重新人开始慢慢站立起来了，这样的细节太多了。因此，大家要明白，真正大陆改革的背后，是它理念的变化。开始明白要顺应人性进行改革。所以现在我也会经常讲，我们一定要用是否顺应人性作为标志，来衡量一个政策的出台是对还是错。如果人都不爱听，那就是空话和套话。但是反过来要说，人性当然是自私的。在公民社会里，如果一味地顺应人性，那么社会岂不是会变得更糟糕么？中国的老祖宗极其聪明，有空岁数大一点时，麻烦你去看一下道德经。中国的老祖宗可比共产党会做宣传工作。老子在道德经里有五个字，叫“无私为大私”。老祖宗早就意识到了，人是自私的，但是不能一味地放纵他的自私，要顺应他的自私，还是要鼓励更多的人成为公民。这是我翻译的，那时哪有公民这个词。要鼓励更多的人不那么自私，为周围的人，为这个世界去多做一些事。但是老祖宗会利用人性中自私的一面去诱惑他，“无私为大私”。如果你是无私的话，你得到的是最多的。放到世界的平台上去衡量，老子那个时代，能有超过道德经的东西？没有。 我们是一群不肖的子孙。我们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他们足够智慧。当然反过来我们现在要去汲取很多营养。我不是指功利性的去汲取，道德经讲的是为人的东西。它帮助我们很多。当我要去辞掉很多官位的时候，道德经帮了我。道德经里有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杯子满了，就什么也倒不进去了。怎么办，泼掉它。这是一种多高的境界呀。在计算机里，不管你之前运算了多大的数目，想要重新运算，必须赋零。人一旦获取了很多东西，杯子满了，就会成为既得利益者，就没法再获取新的东西，获得成长。怎么办？泼掉它，但是你有没有勇气这样做。（编者注：白岩松在《幸福了吗》中提到他在《道德经》里读到“水满则溢”这句话，但道德经里并无此句，应为误记。） 所以，反过来，我们看这三十年的中国，我们应该庆幸终于走上了这条以人为本顺应人性的道路。所以，一切都是自然的，这里，我们还是要用三十年的角度去衡量社会的变革。 三十年的AB面：从追求量化的目标，到追求无法量化的目标 三十年来，中国的改革正由追求能用数字衡量的目标，向追求没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发生转变。非常有趣，中国的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目标都是物化的，可衡量的。比如说，翻两番、温饱、小康等等。现在我们的GDP世界第二了，而且按照这个速度还会继续增长。上个星期，中国公布了第三季度GDP的数字，7.8%。这一年，大陆的人民都是怨声载道，股市极其悲惨。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经济的发展才7.8%啊。平均三个季度是7.7%。但是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这么低的发展速度了。但是如果放到世界的角度去衡量的话，我们的发展速度太可怕了。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这么大的盘子的基础上，增长7.7%。比如说，当你有一万块钱的时候，你增长15%，是增长一千五百块钱。当你现在的盘子是一百万的时候，增长百分之七，是多少？远远大于之前的那个15%。大家出于惯性不会去这样去计算这个概念，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快速增长。 但是我们要思考，幸福指数是否随此增长了呢？我们最幸福的时候，反而是在改革刚刚起步，我们刚能吃点好的穿点好的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幸福指数开始出现问题。那是因为，我们曾经误解过幸福。我们以为，物质等同于幸福。因为在物质严重匮乏的时代……大陆有个小品演员说过，哎呀，在我饿的时候幸福是啥，幸福就是前面那个哥们有包子，我要是有我就幸福。 后来，在我们陆续解决了温饱之后，我们才发现，新的欲望是更难满足的。因此，我们的这三十年就开始发生转变。由追求可以物化衡量的目标，发展成，追求无法物化衡量的目标。 比如说，温家宝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尊严。尊严多少钱一斤？每年增长百分之几十合适？无法用数字衡量。在十七大报告中的后半部分，大量出现民主的概念。请问，民主多少钱一斤？我们聊多少港币的？没法用数字衡量。 习近平说，我们一定要让人民喝上放心的水，吃下安全的食品，呼吸上新鲜的空气。表面上可以用数字衡量，但它其实是对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在德国，参加中德媒体人对话的时候，德国的一位了解中国的朋友在喝酒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中国的第一问题不是民主、自由，而是空气。我说我认同你的看法，因为空气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同呼吸，同命运。我在（2013年）9月29号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动静，我说在空气严重污染的时候要不要停止体育活动。因为在北京PM2.5 296的那一天，中网正在打。小德和李娜的性别大战，现场一万多观众。这还不可怕，可怕的是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足球比赛在工体，五万观众。我说底下踢球的人吧，是挣钱损失健康，还可以理解。观众是花钱来损失健康。 北京上周出台了（空气污染）四级分类，已经在红色预警中规定，停课，停驶，包括很多工厂都会停的。我说还应该加一条，体育活动应该停。那么，更大的挑战出现了，社会就要去应对。所以现在多元化的想法就多了，很难统一大家的想法。 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想法很一致啊，要快速地富起来。万元户就是唯一的标准，唯一的梦。现在不是啊，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因为，没法用数字衡量的时代，心的欲望才更加地变得有吸引力，走起来将更加艰难。 梁漱溟老先生，中国的老学人，五十年代和毛主席对着干的知识分子。梁漱溟曾总结了人生的三个阶段。他说人生就是要解决三个关系，顺序不能变。首先要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接下来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一定要解决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 想想也对，人生刚开始三十而立。三十而立是很物化的概念，我们一定要攒一些，像香港大这样的名牌大学的简历。你必须要学到很多东西，你要找到靠谱的工作，甚至一定要攒够一定的财富。要不然丈母娘都不会允许你进门。人生在三十而立，这样一个非常物化的目标之前，你必须要去追求很多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质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是幸福并不仅仅与物质有关。 接下来你要去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人到中年的时候人际关系错综复杂，为人子，为人夫，为人妇，为人同事，为人上级，为人下级……如果你不能拥有一个很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很难幸福。 但是，当人到中年，依稀可以看到人生终点的影子。你一定要去面对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啊，青春就这样走远了，死亡就如此近距离地靠近了。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为了什么而活，生命到底是什么，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谁都回避不了。 我在书里写过，我们一个大大大大的领导，去看季羡林老先生。他问季老，主义和宗教哪个先消亡？季老很聪明也很客气，但也很坚持真理。季老说，只要人解决不了没法控制死亡的问题，那可能还是主义先消亡，但是也许只早一天。非常给面子。 谁也回避不掉内心的东西，这是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如此。因此，当你去了解人性，去了解人生的时候，这个坐标就可以去衡量很多事情。嘴上甭跟我谈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让每一个人在生命的历程中不恐惧死亡，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很多坚持信仰的老干部，一转身一退休之后就变成了见着佛就拜的样子，比谁都诚恳。谁都逃避不掉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一定要有三个维度的改革。我一直在推销它，近两年声音开始大了一点。第一个改革是持续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次改革，向这次改革一样，持续了这么久的时间。大家会觉得中国的历史很长，但是包括贞观之治、王安石变法、商鞅等等，从来没有一次超过了三十年。我们当前经历的已经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改革。包括最近马上要召开三中全会我还有很多期待。比如说，非常有可能，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很多之前垄断的行业都会对民营开放，这是一个巨大的动作。还有，非常有可能，重新调控中央和地方的分配。过去，我们一说到地方，为什么要卖地？GDP增长甚至造成污染？因为中央拿走的钱多，地方留下的钱少。但是这一次非常有可能，中央不拿那么多了，给地方留多一点钱。这样就会减弱他们追求GDP和卖地的冲动。不从根子上去治，没法解决。地方政府也想给老百姓干很多事啊，没钱拿什么干呢？所以，等等这些改革都有可能开始。但是我觉得最大的改革就是，（民营）资本可以公平地进入到很多领域中。 好的，第一个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二个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改革绕不掉，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到。但是从来没有人谈，我很希望能多谈一谈。 中国还必须有第三个层面的改革，精神层面的改革，我称其为心灵改革。三足才鼎力。刚才我说过，欧洲的发展，如果没有先行的宗教方面的改革，文艺复兴的推动；然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工业革命；然后政治体制改革，宪政，这样三足的鼎立，它没法拥有一个黄金的发展期。 中国例外吗？我曾经形容心灵改革就是盖楼的时候，外面的安全网。楼很低的时候，没有安全网也无所谓，摔不死人。但是现在楼越盖越高，如果没有安全网，会怎么样？我有很多的参照，我去台湾，因为我和慈济走动很多，有时候会和他们交流。（编者注：慈济，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位于台湾）我发现台湾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李登辉时代，悄悄地进行了心灵革命，包括允许人间佛教进入学校，等等。因此，我给慈济的一本书作序，其中一句话写道“远看是佛，近看是爱”。因为台湾的人间佛教是重要的佛教的一个改革。它是以大量的志愿者和义工这样的概念，淡化了香烟缭绕、佛教徒、清规戒律这样的刻板印象，他成为社会重要的稳定剂。如果没有台湾的人间佛教，这样的安全网的搭建。台湾在经历如此大的变局和族群的纷争时，很难像一艘船一样平稳地驶过。那么，当下的中国，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的心灵改革要如何进行。 所以，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我给了我自己十二个字，叫“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作为传媒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这三十年的改革，我们就正经历着追求可用数字衡量的目标，向追求不可用数字衡量的目标的变化，而这段历程将更加艰难。 我们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成为GDP第二的大国。而且一切正常的话，再有十来年我们在GDP方面会超过美国。但我不认为GDP第一第二就非常重要。告诉各位一个事实，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那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糟糕的低点。那一年之前我们的GDP是世界第一。当然，那时的GDP其实计算得不够准确，因为它更多是计算农业文明守在那里的资源，而不计算你的能力。现在的GDP计算还是增加了能力的计算等等。 我非常欣慰的是，当中国的GDP超过日本的时候，整个中国一片安静。大家可以去查，当我们GDP超过日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出现民族主义的喧哗，终于超过日本了怎样怎样。相反，我们开始自己解嘲说，第二有什么用啊？ 十年的AB面：从 追求效率，到追求公平 […]